治疗实况 抗争命运

• 日期：2012/9/16
• 来源：本站原创

雨点打在火车车窗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伴随着铁轨低沉的轰隆声，像在演奏一典欢快的交响乐。

　　我闭上眼睛。这一年多来，我与脑袋内那颗肿瘤“战斗”的情景，一幕幕地一闪而过。

　　我觉得，自己是幸运的。

　　前天，在杭州，医生给我做完复查，告诉我肿瘤总算被控制住了。笼罩在我头上的那片阴云，刹那间烟消云散。

　　我叫陈军伟，今年40岁，义乌人。

　　我不是什么老板，只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，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，日子算是小康。

　　我没有什么爱好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就爱拿着相机四处拍照。

　　如果不出意外，我的下半生也将这样平淡地度过：和老婆儿子过着小日子，和圈内的摄友一起拍拍照。

　　摄影对我来说，纯粹是爱好。我从没想过要拿什么奖，仅仅算是一种生活的调剂。

　　可是，去年8月一次常规身体检查，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。

　　医生说，我长了一颗脑部垂体肿瘤。

　　拿到体检报告那天，我像被晴天霹雳击中，一下子傻了。

　　冷静下来，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——这好像是必然的事。只有当你忽然发现，生命是如此可贵的时候，你才会去想这些。

　　难道，我的人生就要这样终结？世界好像一下子离我很远，我匆匆地出现，又匆匆地消失。要怎样才能证明，我来过这个世上？

　　这时候，我看到了我的相机。即使我要离开，也要用影像记录下这最后的时光。

　　父母早已不在，儿子才16岁，得瞒着，能跟我分担痛苦的，只有妻子。但我又不想让她过分担心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病情。妻子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，只是一个劲地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病还是要去看的，不要失去信心。”

　　白天，在别人面前我努力作出一副镇定的样子，即便是妻儿，也以为我很乐观。

　　其实，到深夜，我偷偷地躲在被窝抹眼泪。那种辛酸和寂寞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　　我不甘心，真的不甘心。

　　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我在网上疯狂地查资料，并联系了很多有名的医生，北京、上海的都有。

　　最后，我决定到浙医二院去试试。

　　去年8月下旬，距离9月1日儿子开学还有一段时间，我瞒着儿子、同事，请了长假只身来到杭州。

　　每天不停地做各种检查、化验，为了放松心情，有时候，我会骑上自行车到西湖边转转。

　　西湖的美却没能驱散心中的恐惧。我的一个病友，做完手术后成了植物人，他家人无助的眼神，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　　就像一个梦魇。

　　妻子安排好儿子上学，到医院来陪我，这让我宽心不少。至少，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。

　　我脑部的肿瘤是良性的，我选择做微创手术。虽然比开颅手术效果差一点，但只要长期药物控制定期检查，病情就能得到控制。但手术还是有一定风险，只要有一丁点差池，轻者失明或部分肢体瘫痪，重则成植物人或送命。

　　进手术室的那一刻，听到医生的嘱咐，我又开始害怕起来。

　　那张空空的手术台，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，我生怕自己上去了就再也下不来了。

　　我鼓起勇气，把相机交给老婆，告诉她：“不管手术结果怎样，你都要帮我拍下来。”

　　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迷糊中，我听到了妻子在喊我的名字。

　　手术很成功，麻醉过去，我醒过来，看到妻子关切的脸，也看到了窗外湛蓝的天空。

　　三天后，我出院，拉着妻子的手，来到西湖边。那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美的西湖。 （本报记者 陶玉其 特约记者 俞跃 整理）